调研手记优秀范例

目录

1.繁华之下的生活——古街景区原住民生态

2.古城街角万木春

3.新事之“新”

繁华之下的生活—古街景区原住民生态

浙江省台州市临海市古城街道·紫阳街道

陈雨茜

他的名字，来自那位道教仰之弥高的真人，一件“五彩仙衣”，庇佑了一方百姓。他的老房子，是古色古香的乐谱，在雕花的瓦檐上，江南的雨嘈嘈切切错杂谈。他是紫阳古街，是古城街道下辖诸多街道小区之一，也是5A级旅游景区“台州府城文化旅游区“的一部分，因此居住在紫阳街上的人就同时拥有双重身份，他们既是普通居民，也是旅游景区原住民。作为著名景区，原住民的生活是否受到了打扰？景区发展之后，原住民是否有真真实实的“获得感”“收益感”？带着这些疑问，我走进紫阳古街，通过为期两周的实地调研，深入了解古街原住民的生活。

住在古街是什么样的体验-从前的日色变的慢

紫阳街的房屋虽然经历了多次修缮，但还是尽量保留了宋代的格局和明清时期的遗风，主要为木质结构，房子的构造也比较相似，两层为主，前店后坊，楼上是卧房，外观看来与古时无异，但走入受访者的家中，可以发现空调电视等等电器一应俱全，受访对象主要是老年人，大部分老人对居住空间的大小，房屋质量，阳光和通风情况都是满意的。采访前预计可能出现的景区噪音影响生活质量的问题在采访中却普遍没有出现，大部分老人表示虽然居住在景区中，但整体环境比较安静，这可能与紫阳街商业化的适度以及近年因为疫情客流量减少有关。

大部分受访老人表示紫阳街的道路状况，公共交通是令人满意的，电路设施和卫生环境也已经有了较大的改善，但是雷雨天气因为电路老旧会断电，仍具有较大的安全隐患。

由于整条街的房屋都以木质房屋为主，所以防火在整条街上都十分受重视，消防设施随处可见，据老人回忆，近几十年都没有发生过大型的火灾。木质房屋也十分容易受潮，浙江梅雨季节较长，大部分老人都表示梅雨时候需要不厌其烦地防潮修护房屋，比较耗时耗力。

居住在古街保留了街坊领居之间的交往方式，加上古街主要是中老年人居住，15户访谈人家中，只有2户是由青壮年当家，其他都是中老年为主，子女居住在市区或在外地工作读书。因此呈现出非亲属的交往频率更高而亲属的交往频率更低的特点，在访谈中可以清楚的感受到街坊邻居之间的知根知底的熟悉氛围，访谈一位对象时，周围的爷爷奶奶都会围过来，你一言我一语，街坊之间的关系十分融洽和睦。在商业化不是很明显的边缘地带，这种关系更是得到了很好的保留。白日里大门常常是敞开的，人们熟稔地串门，相互送些物件，坐在门口唠嗑。不同于城市中的陌生人社会，紫阳街景区原住民保留了一些“乡土社会”“熟人社会”的特征。这也构成了一道独特的景观。

政府的帮助-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

紫阳街和他依靠的古城墙的旅游开发都是由城市投资有限公司下面的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统管的，据当地居民的说法，政府在基础设施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政府集中管理带来的优点是整条街的景观风格十分统一，就拿门前等招牌来说，几年前紫阳街小店的招牌还是花花绿绿的广告牌，有些自营小店干脆没有招牌，只是林林总总的东西在摊面上一摆，塑料感工业感很强的广告与紫阳街古色古香的氛围格格不入，这次重访紫阳街，我惊异的发现家家都换上了独具特色的招牌，木质为主，经了解，这也是旅游发展公司设计定制的。

不仅如此，家家户户门前的花花草草都是旅游发展公司负责打理的，绿油油的铜钱草，红艳艳的喇叭花，映衬的古街生机盎然。此外紫阳街的卫生和安保也是外包的，政府在为台州府城文化旅游区创“5A”做准备工作时，在原有的基础上更是对紫阳街的基础设施进行了优化，为当地居民提供了一个更好的居住和经商环境。

此外，政府还提供了宣传上的帮助，尤其是古街文化和特色小吃的宣传。譬如“九九海苔饼”登上“舌尖上的中国”栏目，也离不开政府的大力宣传。202年，政府承包举办的央视跨年晚会就在古城墙举办，大大地宣传了紫阳街的小吃和文化。此外还有“盗月社食遇记”等网红到紫阳街打卡，台州“糯唧唧天堂”的名号也吸引更多人来紫阳街旅游打卡。

原住民的获得感-既已丰亨豫大矣，可有沾溉后人乎？

受访的15户人家中，5户将店铺租赁给他人经营，自己在二层居住，5户是不经营铺面，两层都用于居住，3户自己经营铺面同时在2层居住，2户是租赁铺面同时租赁房子居住。原住民自己经营的店铺主要售卖一些纪念品，生活用品和特色小吃为主，商品同质化现象比较严重，比如一些面具，花灯等等装饰品，在其他旅游景区也可以看到，纪念品不太具有当地特色。而结合当地特色的纪念品商店，比如非遗竹编，特色明信片，紫阳文创等却主要是租赁店铺。居民自开的铺面主要在景区稍偏僻的路段，而景区的核心区域的店铺大多不是由原住民经营的，而是租赁给其他个体经营者品牌。采访中发现原住民自经营的店铺收益不是很理想，甚至不比在景点中心地带租赁的收益，加之最近疫情的冲击，这些小店更是举步维艰。

大部分受访者表示能够感受到紫阳街这十年的改变“确实繁华多了，游客也多了，原来都是本地人，现在有人好远赶过来玩。”“疫情之前好热闹哦，街上都是人挤人。”但提到自己在古街旅游发展中获得的收益和生活等等改善时，不经营铺面，只居住的居民表示“房子住住没什么区别，但是景区嘛，防火啊卫生啊治安啊什么的越来越严，也给我们的生活一些保障吧”，自营铺面的居民表示头几年收益还是比较可观的，后来那些新开的文创店铺等抢走许多生意，加上疫情冲击，收益就不太多了。收益和地理位置很有关系，处在繁华地带的店铺的反馈普遍要优于处在偏僻地带的店铺。

整条街中有许多店铺都出售午饭麻糍，蛋清羊尾海苔饼等特色小吃，其中名气最大的“九九海苔饼”“王天顺糕点铺”总是能排起长长的队伍，而其他的糕点铺却常常是门可罗雀，收益的分配是很不均衡的。

出租铺面的原住民表示房租的增长是比较缓慢的，基本和物价的增长持平，因此古街的旅游发展没有给他们带来额外的受惠感。

访谈中也发现，在景区内就业的可持续性不高，大部分访谈者的子女都不愿意留下来继承店铺，“早就挣不了钱啦，这几年都亏本”，“年轻人不愿在这里，整天和我们老头老太一起”，“娃娃要念书，还是要买学区房”这些都是年轻人不愿留在古街的原因。

人也是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其实紫阳街更像是一个居民型文化遗产，他是一条活的古街，繁华的白日是游人如织的著名景点，静谧的夜晚是古城的万家灯火。千年古城的屋檐下遮掩的是热气腾腾的生活。依然有数量可观的人们居住在这里，人间的烟火气温养着这里，那些历史悠久的古屋，古井才得以焕发生机，不致衰颓。

人物也是景观的一部分，许多旅游景点会采用这样的方式来塑造独特的景观，比如在西塘古镇就有在门口雕刻银饰的店铺，海南街旁会有现场制作编制物的小摊，紫阳街也不例外，可以看到手艺人在门口摆摊，捏面人，吹糖人，编蒲扇等。

但紫阳街不仅如此，居住在紫阳街里的人的生活，本身也构成了紫阳街的风景，如果没有买菜回来笑盈盈的热情大妈，精神矍铄打太极的老大爷，没有门前伸着舌头的大黄狗，紫阳没有如此迷人的光景。在高楼林立的现代都市，依然有一个这样世外桃源一般的地方，人们住在古朴的房屋里，勤勤恳恳地经营着生活。漫步紫阳街头，你能听到古城深沉缓慢的呼吸。古人的脚步未远，青石板铺成的长街上，步履蹒跚的老人走过，蹒跚学步的幼童亦走过，过往与今朝在街的两头遥相呼应，不变的是对生活诚诚恳恳的眷恋。

我们对游客也做了一个简短的访谈，聊聊他们此行最独特，最难忘的记忆，人们说“小吃特产很好吃”“建筑古色古香”，但更多的人提到一个词“人间烟火气”。古街的原住民的生活在不知不觉间早已变成古街风景的一部分，构成古街平时温和的文化底色，没有那些高到唬人的景区物价，两块五一个的海苔饼，本地人也会拎着袋子来买，家家户户门前都种着精心养护的花，爬藤植物在牌坊上招摇，大爷在楼上摆弄花草，巷子深处的一抹夕阳里，奶奶摇着蒲扇，给小娃娃唱着代代相传相传的歌，乡音绵长，偏偏这光阴几两，能治愈这世间万种彷徨。

古城街角万木春

——记“街巷中国”张家口堡社会调研

李帅

前言

张家口堡是河北省张家口市中心城区的一座明清古城堡遗址，也是本次社会调研的主要对象。笔者历经五天时间，走访一位区政府主管干部、两位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和五位该街区或周边街区居民，聚焦古街巷保护过程中基层治理、文物保护和居民生活之间的互动关系，希望在本调研手记中呈现出一幅时代变局下古街巷新生发展的生动图景。

一、文化何以自持？

张家口堡始建于明宣德四年（1429年），建立初期为明代重要边地驻军要塞，发挥着阻御外敌、拱卫京师的重要战略价值；后随着以“张库大道”为牵引的边境贸易的兴起，商业属性逐渐在张家口堡占据主体地位。在近现代百余年的城市化进程中，张家口堡由张家口城市的主体，逐渐演化为城市中心区的一片占地约23公顷的古街巷群。从周边商圈高楼顶部俯瞰，张家口堡紧贴着地平面，灰沉暗淡，那是一个城市破土而出之处。

为从宏观层面认知张家口堡作为地标性建筑的文化基因与保护现状，笔者首先前往了张家口市桥西区委区政府，拜访了张家口市桥西区文化旅游局局长孙万岭同志。孙局长首先为笔者简要介绍了张家口堡的历史沿革。在谈话之间，笔者追问起该街区文物建筑保护的详情。局长介绍道，张家口堡目前的所有修缮工程都在国家文物保护系统的统一安排下，由市、省、国家级文物局层层上报，统一立项，文物保护资金由国家专项拨款、地方政府财政和债券资金共同承担；保护工程的具体实施主要由地方考古研究部门负责，同时面向社会中资质合格的专业设计单位招标。

局长办公室里悬挂的一张关于张家口堡部分院落的腾退方案引起了笔者的注意。近年来，古街镇空心化、商业化的现象在全国范围内频频上演。张家口堡腾退工作的动机和影响不能不得到重视。为此，笔者向局长表达了对张家口堡修缮工程之后状况的思考和担忧。局长坦言，类似问题确实是古街镇保护工作中的突出重难点，背后实是市场经济环境下文化何以自持的深层隐忧。其实，早在2018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张家口堡就组织进行了张家口堡区域内32处重点文物院落的民居腾退工作；至2022年8月笔者考察时，区域正在进行49个一般性院落的腾退工作。前者是为了保护星布堡内的93处重点文物院落和700余处文物古迹，后者是为了恢复张家口堡城墙旧貌。（腾退院落集中于城墙附近，东至东城墙底，南至南城壕，西至西夹道，北至北关街。）居民退出后的院落将进入前文述及的文物修缮程序。

图1：张家口堡32处重点院落分布图

图2：张家口堡景区游览图

在笔者的追问下，局长介绍了未来张家口堡区域应对“空心化”和“过度商业化”危机的构想，即“有限度地引入社会经营业态”。目前的设想是通过政策优惠条件，吸引社会资本和堡内原住民在此创业，发展文创产品、民宿、中医养生、非遗体验等业态，集中展现张家口市历史文化与民风民俗特色，同时，已组织在遗址内部建设金融博物馆、皮草博物馆两座，让文物会呼吸、活起来。

图3：抡才书院外景图——清光绪四年建官方学堂

图4：金融博物馆外景图

为了进一步了解张家口堡基层真实面貌，笔者决定探访该区域街道办事处。

二、基层何以善治？

张家口堡周围，商圈环伺，万千繁华。张家口堡内，好像时空断隙。堡内除明清院落旧址外，绝大多数房屋均为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至今不断增建的低矮平房，至高不过三层。绝大多数院落通电通气，但部分院落没有自来水，生活用水依靠几处公用自来水管。檐头的雕花、蚀褪的朱红、隐隐的标语，承托着历史纵深的厚重，标注着那个曲折明灭的时代。

走进桥西区堡子里街道办事处，接待笔者的是街道办办公室主任马同志——一个三十岁出头的年轻人。穿过走廊，一阵阵声线裹着街坊生活的琐碎和午后昏黄的阳光闯进脑中，让人真切地触摸到基层工作的真实样态。

走进办公室，接过两三位排队者手中的报表材料，马同志开始了与笔者的交谈。在不到一个小时的交流中，我更加清晰地看到了呼吸着的张家口堡。据马同志的信息，在人口迁移推拉理论的作用下，张家口堡的常住人口结构目前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因平房的居住条件有限，大多数有条件购置楼房的原住民早已搬离，只剩部分老年人和经济困难者不愿搬离。实际居民绝大多数是租客：租客群体构成中很大比例是周边商圈里从事小商品经营的商贩——因为市中心房价较高，而家住较远的商贩无法每日来往奔波，便选择租住在张家口堡内的廉价平房中以压缩生活成本。

这样的情况不能不让笔者对堡内群众的生活条件产生担忧。当被问及居民的生活水平时，马同志向笔者讲述了区政府至街道近几年在基层治理改革方面的思考与努力。在组织建设方面，街道学习先进经验，全面推行了“网格化”治理模式，建立了社区-街巷（片区）-楼栋（院落小区）-单元（院落）四级组织体系，选配总长4名、街巷（片区）长39名、楼栋（院落小区）长73名、单元（院落）长570名，更大范围动员了居民参与到社区共商共建共享中；通过公示社区书记、两委干部、主管专员联系方式，建立网格群，张贴“网格联系牌”，发放“网格联系卡”，试图使基层治理中枢与末端紧密连接互动。同时，街道定期组织环境整治专项行动，排查改造危房，拆除违建临建，清理生活垃圾，实施路面硬化、雨污分流、强弱电入地工程。总体而言，群众居住环境得到一定改善。

图5：张家口堡街道武城街社区第一网格联系牌

图6：张家口堡街道消防设施分布图

图7：张家口堡内鼓楼西街2号院落卫生整治行动前后对比图

当与笔者谈及房屋腾退的实际工作情况时，马同志说，房屋腾退工作进展其实比想象中更加顺利：主要因为主要居民为租客，房屋所有者另有住房，全部以货币支付的腾退补贴，对房屋所有者而言比租金更为有利。但同时，该工作也面临着一个问题，对于某些经济尤其困难的居民而言，腾退补贴完全不足以在城区购置其他住所，因此形成了腾退阻力。马同志称，这类情况很少发生，处理时以沟通劝说为主，绝不强制要求，并帮助他们寻求相关政策补贴。

图8：张家口堡一般性院落腾退项目协议组办公室外景

采访中，一些谈话的细节让笔者对基层工作有了更细腻真实的把握。另一位街道办同志坦言，新冠疫情爆发三年多来，疫情防控成为了街道办难度最高压力最大的工作，街道办面临着人员不足、资金不足的棘手状况；尽管近一年来政策规范之下“文山会海”有所缓解，但是层层报表审批材料仍然给基层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一些不必要的繁琐文书冲淡了基层工作实效。在短短四十分钟的谈话中，马同志共起身接过、发出文件材料六份，与他人谈话的主题也主要是“材料”。

三、人民何以安居？

最后，笔者决定着重记录一位当地居民，以最现实的采访对照前两段访谈。

笔者选择的是一位堡内小超市的经营者，交谈时间不长，但笔者获得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受访者是一位五十多岁的中年女人，她和丈夫共同经营着一个占地三十多平米的小商店，店铺后面是一个供二人生活的小院落，儿子在外地工作。她坦言，张家口堡内的生活条件在张家口市主城区内一定属于下层，但近几年来着实有了不少改善，水电、供暖、垃圾处理等基本方面都能满足正常需要。另外，她认为，“网格化”治理的益处在于能够更好地反映诉求，但弊端在于存在形式化表面化的问题，一些网格员因为主客观原因并不能很好履行职责。

当谈及小商店经营情况时，她欣喜地说近两年张家口堡的旅游业很有起色，基本成为了外地游客到张家口城区的必经景点，因此商店生意也有进步。但毕竟利润微薄，仅仅满足日常生活，积蓄不多。尽管如此，她认为自己的生活是很幸福的，至少安稳和睦。

结语

古城保护、基层治理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多元的互动关系，文化传承在城市化现代化浪潮下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历史境遇。张家口堡近年的实践尽管有很多尚未解决的问题，但在某些方面，我们能看到古城保护工作中务必坚守的诸多原则：对文化传统的敬畏、对社会公义的追求、对个体悲欢的关切、对多元矛盾的的努力调和。

有尝试，就有进益。愿中国土地上古城街角终有万木逢春。

新事之“新”

浙江省温州市瑞安市塘下镇官进社区

郑乐尔

那一群低矮的村居，似梦般成为一代人的追忆，却无时无刻不挣扎着显露其本相。旧事已过，新事未陈，“村改居”“城中村”又成为多少人的无言与唏嘘。

那是我的家乡，强制的飞速转型，迫不得已却突如其然。

近年来，随着国家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大量的“村改居”社区不断出现。“村改居”社区因其历史发展的独特性而有着特殊的物理空间与人口结构，却也不可避免地成为社区转型中痛点与难点的根源。

8月16日，我乘着私家车，带着暑期社会实践“街巷中国”项目的任务来到了记忆中的故乡——官进村。

“官进村”是多么熟悉的名字，而如今却以“官进社区”的面目展现在我们面前，鳞次栉比的高楼与低矮的宅基地交错罗列，却早已无法目睹早些年前亲切的农田，站在官进村村民中心的门前，“官进社区居民委员会”的牌匾却赫然临立。都是我所熟悉的一切：这里的建筑形制、未拆建的老房屋、这里的人·······所有熟悉的面孔以笑容迎接远归的大学生们，那也是我所熟悉的叔叔阿姨们，村干部伯伯们，老村长们，从“居民委员会”中迎接我的到来。

与其说这是我的家乡，不如说是父老一辈真正存留于记忆中的画面。村书记毫不隐晦地拿出旧时珍贵的影集，更多的是将那一辈的孩童带回儿时的记忆，看着眼前衣冠楚楚的村书记与村长还有父亲，那真挚欣慰的笑容使我联想到，原来他们都曾是在这乡野间你追我赶的玩伴们，这笑容是久违的，却如此天真烂漫而亲切。

怀旧是必然的，因为实地调研本就是历史性的追忆与实证考察，人类那有限的理性总是无法抵制泛滥的感性。怀旧的另一面却使得我们真正地看见了如今的转型，那往日的乡野如今已是半个市郊，他们也不再叫“村干部”了。

一、城市化及“村改居”社区

近年来，政府大力推行城市化发展，为提高国家整体城市化水平，一些尚不具备社会经济条件的乡村也被纳入旧村改造的范畴，其村庄的基本治理体系与社会结构仍被保存下来，这类推进方式的普及，不可避免地汇聚成“城中村”的发展潮流。“官进社区”的“村改居”进程，就是此类“城市扩张型”城市化发展的典例。

村书记是自己远房的舅舅（官进村虽已向官进社区转型，但村委会仍保留其运作的核心体系，因此笔者仍称其为“村干部”），他带领我仔细地回顾了官进村的发展历史，无论是产业还是外观形制的转变都做了详细的梳理。官进村是我们共同的家乡，因此在眼里显得尤为独特，却也真真切切展现着其“村改居”转型的独特一面。

官进社区有着物理空间的独特性。官进社区有着浓厚的“蓑衣文化”。上世纪60年代初至80年代末，官进村刮起一阵以棕材料为主的手工制造“旋风”，几乎家家户户编制蓑衣、制作棕扫帚和棕床垫等，其中以制作棕扫帚最普遍，由此，由蓑衣文化发展而来的棕材料编织手工业成为官进村产业转型升级的显著特征。由于手工编织替代品的不断出现，棕材料编织产品也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官进村的第二产业由手工业发展为机器生产，并在国家产业集群化的发展号召及新型工业区建立的背景下不断向村外迁移，由此形成如今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经济基础的变化引发了社区物理空间结构的转变，相当部分的宅基地及耕地被集体或国家征用，用于修建厂房及高楼、商品房。另一方面，由于“村改居”发展进程中不可避免的管理式微，导致一部分宅基地违规建造高楼用于出租及其他商业用途，最终导致整个社区的建筑样式呈现城乡结合的复杂形态。

官进社区也有着人口组成的复杂性。官进社区属于塘下市政府的管辖范畴，毗邻诸多成熟的城市社区。城市化发展一个必然结果就是经济发展、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带来的村民的经济实力分化。一部分高收入群体保留原来的宅基地和农村户口，享受集体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迁居附近较为成熟的城市社区，正如我们自身的家庭早在五六年前就迁居附近较为发达的城镇；而一部分中等收入群体依靠原有的宅基地获取收益；由于“村改居”社区相比于成熟城市社区拥有较低的房租与生活开支，相当部分的外来人口迁入本地，在父亲的厂房中接收了一大批外来务工人员。由此形成流动性较强、复杂程度较高的人口结构。

村书记舅舅同我讲述，“村改居”是不可阻挡的潮流，而如今城市化推动的“村改居”进程在官进社区仍存在不容忽视的痛点与难点。官进社区仍被称作“城中村”，这名称的独特性本就意味着转型仍尚未完成。管理的断层与法律的空白，成为转型过程中问题的显露表征。实际上，与舅舅的一番谈话只能使我了解到问题的现象，为要寻根究底找出问题的根源，必须了解问题发生的实质，即“村改居”进程的实质。

二、“村改居”进程的实质

官进社区“村改居”进程，是“城市扩张型”城市化的典型案例，是以塘下市政府“自上而下”的推行为其主导力量。由于我国向来不重视社会组织的发展，导致社区治理出现的基本缺陷“政府一家独大，社会和市场的力量及其薄弱”的现象。而另一方面，在社会力量相对较弱的情况下，政府主导便成为了一种必然。

因此，我有针对性地对“村改居”进程相关的文献进行阅读与梳理，认为从根本意义上而言，官进社区的“村改居”进程使得原有的共同体纽带被以政府为主导的城市化推进打破，而全新的共同体纽带尚未建立起来，由此产生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冲突与治理盲点。同体纽带的建立是民间“自下而上”适应新型体制、新型空间架构的行为，通常由现代意义上的村委会与村集体经济组织共同应对。政府的主导地位一个必然结果就是以国家的角度“撰写空间故事”的方法，这种方法使空间的具体性质和差异性被简化，使之成为一个个抽象的空间，即城市化进程中自上而下的逻辑对空间使用的抽象化。由此导致的实体性公共空间在“村改居”进程中的消逝已经无法挽回，而通过树立“新传统”，作为社会交往和集体意识的抽象公共空间却有复兴的可能。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研究“村改居”进程实质，便能够较好地把握双方的主体，包括政府“自上而下”的建设逻辑和原村民及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自下而上”的应对需求。而二者的相互妥协和融合过程中，“村委会”的转型及其角色定位抓住了我的眼球。

三、“村改居”进程中的村委会角色

1、官进社区“村委会”的角色

“强政府，弱社会”的特点，乃是当今中国政治生活的实质。结合这样的政治特色来思考中国的基层治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委会组织法》第八条的规定：“村民委员会根据 村民居住状况、人口多少，按照便于群众自治的原则设立。村民委员会的设立、撤销、范围调整，由乡、民族乡、镇的人民 政府提出，经村民会议讨论同意后，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村委会是依照法律规定必须设立的，并非依据全体村民的共同意志，村民并没有加入及退出的自由。故而，村委会并非完全意义上的民众组织、自治组织、政治组织，其实质上承担了相当一部分政府的职责，虽然不是政府的下属机构，但却受基层政府的管辖，并辅助基层政府开展相应的工作。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村委会被学者们称作“准政府性质的公共权力机构”。结合官进社区“村改居”的发展，其城市化是“自上而下”由政府主导的活动，社区村委会便成为具有实际意义的“半行政化”机构。

从另一方面观察官进社区的“村改居”进程，村委会的根基在于农民与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利益关联。而城市化的必然趋势是土地国有化的改革，不能否认仍有位于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人员，但也有获得经济利益而退出集体经济组织的人员，并且一些集体经济组织已经完成股份制的改革而正式解体。因此，社区村委会的根基已经几乎完全架空，进一步促进了其“半行政化”的转型，也缺失了其原本作为独立治理主体的地位。

在社会力量相对较弱的情况下，政府主导便成为了一种必然选择。为真正意义上实现政府的转型升级，实现“服务职能为主，管理职能为辅”，达到最优效果，必然需要发挥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管理职能。然而，必须明确即使一定程度上村委会在变相发挥政府的管理效能，但不能否认其村民自治的实质。

2、正视“村改居”进程中村委会的痛点

2.1. 村委会的发展必然是居委会管辖

在城市化不断推进的大背景下，我们能够预见未来的农村社区必然经历向城市社区的转型。随着农民与地权的不断分离，土地逐渐收归国有，农民身份向市民身份的转变，村委会已然无存在的必要，因此构建城市社区的管理系统，引入居委会的公共管理主体乃是时事所需。

2.2. 正视村委会管辖无法同居委会管辖对接过渡的事实

随着“村改居”进程的发展，“撤村并居”“农民上楼”成为常态。村民虽然住进了商品房，然而由于可能保留额外的宅基地及耕地，且房子是自己通过宅基地与农田等比例交换取得，其原有的农民身份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并不属于城市户口，因此其不愿意接受居委会的管辖。原有的村委会仍然成为其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共同分享经济利益、承担经济风险的机构，村民更多关心的是有关村民内部的事物，其永远无法摆脱对于早已消逝的传统意义上的农村生活的追忆。

“撤村并居”在另一方面也可能表现为，不同村庄的村民被统一安置到相同的住宅小区，共同受一居委会的管辖，并且由于社区化的改造，使得原来的乡村排外性特征不断减弱，相对较低的房租和生活成本吸引力大量的外来人员。人口的异质性得到体现，逐渐形成现代意义上的“陌生人社会”或“半熟人社会”，居委会的管辖得以拥有有利的社会基础。

由此，相当一部分“村改居”社区形成了村委会与居委会并存的现象。街道和乡镇，居委会和村委会之间的交叉管理非常严重。这种相同地域内部的管辖交叉，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扯皮与推诿，最终导致“谁也不愿意管”的现象，抑或是争地争权的双向极端。

当我反观官进社区，其绝大部分的组成人口为原官进村民上楼组成，故而官进社区“村委会”成为实质上的基层自治组织，并依据《村委会组织法》统筹管辖，并未充分考虑基层村级立法实践对于流动人口、城市居民的实际居住情况规定的空白与缺失，缺乏“村改居”社区治理的长效机制，因此许多外来人口实质上不能够参与社区的管辖。其虽未形成村委会治理同居委会治理之相互扯皮推诿的现象，但官进社区村委会在实质意义上同塘下镇街道办事处之间的需要警惕并防止落入权责竞争的陷阱当中。

2.3.村委会同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权责划分

针对农村经济的发展历史，我同样通过上网资料的搜罗了解了自从计划经济时代到改革开发之后的如今，村委会在经济层面的角色演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由计划经济时代的人民公社演变而来，在1987年改革开放之后变为村民委员会（村委会）与村民小组。因此，村委会本质上从集体经济组织产生，为要代替集体经济组织原有的管理和经济职能，实现政治与经济的分离。然而，现状在于村委会同集体经济组织之间往往权责不分，现有的集体经济组织并未完全脱离“管理”职能，村委会也同样兼管一定的“经济”事务。

现有的一些法律便存在相当一部分的职权交叉问题：《村委会组织法》中：“村民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管理本村属 于村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教育村民合 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规定造成了两者之间权限的交叉；《土地管理法》第12条“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农村土地，由使用该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小组发包”混淆了经济管理权限的主体。

但实际上，法律政策制定者们应当明晰：村委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并在我国实践下发展成为“半行政化”的公共管理机构，其基本价值诉求是“民主”与“公正”；集体经济组织是经济组织，其根本目的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确保集体资产的保值与增值，效率是其最大的诉求，资本决定发言权是其运作的底层逻辑。双方的价值取向与终极目标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因此，集体经济组织要明确自己的职能定位，剥离管理职能，回归经济职能；村委会需要突出社区的公共服务职能，剥离其在农村集体资产经营管理方面的职能。

同时，集体经济组织与村委会的交叉，同样是居民参政积极性不高的原因：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村委会的身份脱离于人民公社化的治理方式，不断从集体经济组织当中分离出来。村民资格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看似等同，但却已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许多外来人口希望参与村委会的选举，但却遭到拒绝，背后的原因在于有可能影响集体经济组织当中的利益分配。因此，为真正适应国家城市化发展的要求，同时迎合实际需要，大部分外来人口进入社区的现状，充分发挥多元治理的优势，对接政府的管理职能，发挥群众自治的积极性，“村改居”进程中，村委会转变为居委会为时事所需，而同步进行的，就是村委会与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权限划分。只有村委会完全脱离经济管理职能，回归自身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本分之时，才能够从村委会完成向居委会的转化。

四、官进社区的治理实践

通过对于“村改居”及其实质的分析，我初步了解到“村改居”社区与城市社区的真正区别所在，以及“村改居”社区称其为“城中村”的实质因素，包含了上述两大痛点。而令我惊奇的是，虽然村书记们并未十分清晰地将问题罗列出来，却通过相关的措施实践、问题的解决办法与问题一一对应，令我钦佩干部们的远见与智慧。

1、网格化治理

上文提及，国家“撰写空间故事”的逻辑使得实体性公共空间在“村改居”进程中的消逝已经无法挽回，而通过树立“新传统”，作为社会交往和集体意识的抽象公共空间却有复兴的可能。官进社区中“国际名都”工程是旧村改造的里程碑，而其网格化管理便是治理的典范，“国际名都”小区内部有着复杂的人员结构，“半熟人社会”的形态在其中得以展现，因此传统基于人情的小规模社区治理在这种大型居民社区中就无法适应，一种新的模式来确保可视可控的单元管理和空间分割就成为必要。

整个网格化的治理体系由村干部舅舅为主要负责人，其通过使“国际名都”小区整合整个官进社区其余地区，形成一个庞大的划分对象，根据不同地域将整个社区划分成5个网格，分别归村委会内部的5位不同的干部管理，由5位网格员着手信息统计、纠纷调解、社区活动组织等工作。网格化能够使得空间网格和人员网格一一对应，使原来的村委会抽象主体的整合化管理转变为“责任到人”的精细化管理，能够实现对复杂空间的划分和对于问题的及时反馈。

网格化管理使得原有熟人社会的治理网络在治理中得到了延续，关系网络在村改居社区中得到了延续，农村社区中的熟悉、信任而产生的权威等社会资本在网格化治理中发挥了其最大的效能。因此，在应对“自上而下”的空洞理性逻辑消弭感性红利的问题时，村委会“自下而上”的应对使得诉求得以变相实现。

2、一体化综合服务中心

在农村社区的治理方式向城市社区转型的过程中，双方的焦灼扯皮现象能够说是“村改居”进程中的必然。当村委会尚未完成自身的权责明晰，及村民身份尚未完全转变为居民身份，而城市社区治理又亟待实施之时，交叉管理现象便可能出现，由此便会产生的权责不分、扯皮推诿而导致的社会停滞、效率低下的现象。现有的案例实践中，综合性、一体化的社区服务中心成为解决错综复杂治理体系的成功方案，这种社区服务中心，能够整合两种基层组织的管理体制，提高办事效率的同时，缓解了双方机构的政务强度，也为政府进行基层服务提供了全新的途径。

官进社区建立社区一体化服务中心的设想具有极大的先进性，但需要明确其背后产生的必要性及重要性。

五、回首与展望

辗转于旧时故乡的几日，让我目睹了城市化进程由理论落实到实践过程中的种种不适配，也使得对于中国大力推进旧村改造，发展城镇化落实到基层的无力感与痛难点。而既然产生过了相关的问题，就需要探究问题的实质与根源。

“村改居”进程是当今社会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典型现象，其由于历史遗留、社会结构、经济结构等因素，其仍处于农村社区治理与城市社区治理之间的过渡阶段。农村发展的最终目的便是转变为城市社区，因此村委会的最终走向必然是进行居委会的转型。本次调研地点官进舍弃“村改居”转型过程仍处处碰壁，寻找解决方案需从问题产生的原因入手。“村改居”的城市化进程乃是以政府为主导的“空间书写”，按照全国统一的社区的外在样本，忽视空间的具体性质，由此产生的共同体纽带的断裂。因此，民间村委会“自下而上”适应新型体制、新型空间架构的行为，即建立全新的共同体纽带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也是问题解决的契机。政府“自上而下”的建设逻辑与村委会“自下而上”的应对需求如何相互妥协与融合便成为文章的主要思考角度，其中，政府主导性着重于“管理”与“服务”职能的界定，落实好政府的转型升级，将管理职能下放到基层，因此“自下而上”的应对需求我认为才是研究的主要着眼点。

实际上，本次调研将村委会在应对过程中尚且存在的痛点进行深入剖析，主要提出可能存在的交叉管理难点以及历史遗留的集体经济组织问题，也能够为未来的政策制定者提供一定的参考。

而实质上，当再次回顾问题的全貌，并联系整个现状时，我认为，从根本意义上而言，一切问题的症结在于村委会组织体系的存留与村民身份的挂钩，村委会所承载的经济角色与村民的情感依托，成为“村改居”进程中最大的难点，村委会需要进行完全意义上的“政经分离”，只有完全回归村民自我管理监督的职权本分，才能实现到居委会的转型。而在另一方面，村委会转型后情感依托的空白弥补需要依靠从更加微观的个体情感角度出发，来构建全新的共同体价值，塑造新的传统等文化建设层面，来应对共同以意义感与归属感在“撤村并居”“村民上楼”的进程中消弭的现象。而官进社区现有的网格化管理政策就有效地构建了全新的共同体纽带，并通过一体化服务中心有效地预防了未来可能出现的机构扯皮及推诿现象。

新事之“新”，不仅在于“自上而下”的角色强制，更需要从底层出发，从根源出发，进行“自下而上”的呼应与根源上的恰如其分。